正所谓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原本平定顺逆、收复陕西全境应该是好事吧，结果还真有人能把好事变成了坏事，这不，弘光六年五月五日，也就是南京接到黄得功捷报的第三天，新任江西道御史周答、湖南道御史过之奇、湖北道御史柳太昌、福建道御史谈善、山东道御史何宝琳等十一名御史以“怜生民苦难、杜流寇再起”的理由联名上奏，请求彻底废止三饷的加征、籍此舒缓民力。
当然，官制改制后，御史都是有实际经验的官员担任的，因此他们也知道朝廷财政困难，所以，他们暂时并不要求连辽饷也予以免征，而是优先要求废止练饷。
众所周知，三饷中的剿饷自崇祯十三年后就停止征收了，弘光朝至今也没有恢复征收，因此所谓三饷加征，到弘光年间实际就征了辽饷和练饷两块，而这两块都是按田亩来征的，即每亩地在正赋之外，各加征十二厘。
根据《万历会计录》所记录的各地田亩数量来计算，崇祯十七年至弘光元年，南明中央政权实控国土面积最小时，仅领有不到三百万顷的耕地，每年田税正赋约三百万两，辽饷和剿饷加征一共是九百万两，但在豁免以及拖欠的情况下，全年田税方面的收入也就五百万两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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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元年至弘光二年，明军逐步收复整个黄淮道、河南道、郧阳道、湖北道、川东道，湖南、江西、江北地区的形势也转危为安，因此弘光二年时，南明中央政权领有的国内耕地数量增加到了四百万顷上下，扣除豁免和拖欠后，全年田税方面的收入达到了六百七十余万两；
弘光三年至弘光四年年初，明军又基本收复了川西道和川南道，但滇中、滇西两道的经济遭到了张献忠部的毁灭性打击，且川西等地的经济一时间也没有能得到及时恢复，因此，弘光四年时，田赋方面总收入虽然因为湖北等地的农业得到恢复而有所增加，但总数也仅有七百二十余万两而已。
弘光四年年中至弘光五年年初，明军虽然先后收复了滇中、滇西、山东、河北、畿东、畿南、代北、关中、晋中、晋南、汉中等道，但上述各道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下遭到了可怕的摧残，人口暴跌、抛荒严重，所以并不能给明廷带来任何增益，因此弘光五年的田赋及基于田赋的加征数字，只是因为川东地方略微得到恢复，而增加到了七百四十余万两。
但这七百四十余万两完全是基于加征了辽饷和剿饷的基础上的，一旦废止了剿饷，那么明廷在农业税收的收入就会直接暴跌到五百万两以下了。
而当前，大明国内的商业并没有完全恢复，弘光五年时，关税、盐课及杂项的收入不足二百万两，也就是说，一旦今年免征了练饷，大明朝廷全年的财政收入顶了天也就是七百万两，这是远远不够用的。
须知道，眼下虽然军改还没有全部完成，边军与内镇兵马的总数还未达到规定的小40万，但相关的军费支出已经达到九百万两之巨了----若是军改完成，相关军费可能直接飙到每年一千二百万两，而且这还是没算由内廷财政承担的京营、勇士营及三洋水师呢----至于封爵的爵禄、百官的俸禄、官府的行政支出、宫廷支出等杂七杂八的费用加起来，一年下来也要小四百万两，并且这还是在不进行河工、不进行大规模的宫室建筑、战费不超支、不大规模实施救灾情况下的最好情况下，否则至少加上三百万两上去。wǎp..net
啥？就算收了练饷，一样是入不敷出！
是的，之前也是存在一年几百万两的赤字，但之前的赤字还有望在各光复区经济恢复后得到逐步弥补----目前是由内廷财政垫付的----但如今要是把占到全部政府收入27%以上的巨大收入给停了，那么接下来的可能的窟窿，只怕是内库也没办法兜底的。
没错，朱由崧是搞了不少钱，但问题是，内库也没有聚宝盆，每年的营收都是有数的，所以在承担了京营、三洋水师及勇士营的支出后，眼下朱由崧已经拿不出什么钱来替外廷补洞了----其实眼下朱由崧已经把当初坑北京官员及在弘光元年时战争所得花的七七八八了，接下来若是内廷收入没有飞涨的话，一两年后就该动用二次北伐中的战利收获及对附逆附虏官员、士绅的处罚收获来填窟窿了----所以，要想免去练饷，那就必然需要在其他方面想办法弥补！
“换了人以后，以为都察院能消停一会，现在看来，换汤不换药，依旧是一群沽名钓誉之辈。”户部尚书田仰脸色冷厉的跟马士英说道，或许在田仰看来，联名上书的11名御史，完全是在沽名钓誉，现在好了，他们得了为民请命的美名，接下来的后果却要户部承担，这是叔叔可忍婶婶不可忍。“却是把我们给架在火上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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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支部尚书阮大铖眯起眼睛说道：“新官制加了那么多官不说，陛下还有意高薪养廉，给百官、吏员、军将增加俸禄，若是再免去了练饷加征，这日子真不要过了。”
马士英坐在那一句话也不说，对此，太仆寺正卿李景廉有些奇怪的跟身边学部右侍郎越其杰嘀咕道：“元翁这是？”
越其杰回复道：“十一御史上疏这件事怕是没有外表看上去那么简单！”
此言一出，在场的马党纷纷投来目光，此时，就听马士英轻咳一声，众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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